读书报：你大学学英语，从事的是金融工作，怎么也无法和中国历史联系起来。
赫连：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是英语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金融工作，有大约十年的时间，我一直在金融机构做对外研究，走南闯北，游历过几乎所有的西方世界国家。正是一直游离在文学和历史这两个学科之外，我的历史写作反而不受束缚和羁绊，眼光也与职业学者和教授不同。
读书报：能写出这么多历史作品，历史底子和古文底子应该都不错，是家学渊源还是兴趣使然？
赫连：我父母都是哲学教授，我自小在家看书多，文学功底比一般人强，这大概是唯一的家学渊源。
我能从事历史写作最大的“功底”，在于我阅读古汉语的能力。我出生成长于天津，北方“官话语系”的环境和市井气息对写作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我使用文字也很特别，常常很会用现代的词汇描述古代故事，容易产生移情的效果。当然，我并非是靠“俗”打动读者，还是能自由游走于文学与历史之间，特别是我对诗词尤其是咏史诗格外熟悉，使用起来更是信手拈来，使得我文字的张力与众不同。
我读“古书”的速度和阅读现代文一样，而这种能力不是源于“训练”，而是源于“兴趣”，“学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这在我身上体会最深。
读书报：这种阅读古文的功底对历史写作来说很重要。
赫连：我们不少大学搞某项专业的人士，好多人反而没有我们这些“业余研究者”的热情，许多研究历史的，古汉语基础都不行。正如许多所谓研究“比较文学”的，连一门外语也不会，怎么能真正研究
“比较文学”呢？看许多所谓的历史研究文章，往往是人云亦云，照搬前人所述，研究人员连原始史书都懒得翻看，以讹传讹，错而又错，最后，错的东西反而成为标准。举个例子，元史研究中，忽必烈对权臣阿合马的儿子入枢密院不满，斥责说“彼商贾事尚不知”，被一个元史权威老教授“翻译”为或者“理解”为忽必烈认为阿合马的儿子是个“做买卖的商人”，如此微细的而重要的细节，几十年来一直承袭此说，后来人没有一个对此做出纠正，一概以此为准。其实，只要有基本的古汉语知识，只要手勤翻古书看看，就会避免这种低级错误。
 读书报：很多人说，在深圳生活久了，人都变特物质了，你觉得呢？
赫连：深圳是一个特别物质的城市，金融业也比较紧张。但是人总要有一点精神追求，历史写作也是一种寄托。在写作过程当中，我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境界有很大提高。有时写完历史后我把自己给感动了。
读书报：你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种感动传递给其他人？
赫连：现在不少年轻人，对于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根本就不知道。被电视剧影响的年青一代，有些受到心灵的毒化，包括民族虚无主义的毒化，简直让人难以想像。
在网络上，别说提倡用历史文化说教导人，只要讲一些正面的传统，都会马上有人跳出来骂你假清高，所以，现在的中国真是需要历史的、国学的复兴。
如果用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得老百姓能接受，然后所谓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也觉得你讲的有道理，这样就能把历史文化灌输或者说传输到基层中去。
读书报：目前图书市场的史学热，基本上都有一个共性：畅销的都是非历史专业的人写的，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赫连：互学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这句话就可以一言以蔽之。学历史的人连毕业找工作都成问题，我们怎么能要求他们写出畅销的历史著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