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也没有关闭调停的大门，而是客观分析马歇尔调停的全过程，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他在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斐时，针对他所提出中共和苏联的关系指出：“中国不会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而应起把同盟国综合起来的作用，至少要成为美苏合作的桥梁。如果国民政府改组成为联合政府，就可与一切盟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反过来影响国际间的合作。中国是有理想的，中国要富强起来。中共对美国是既要合作，又要批评其政策中的不对之处。”

“让我们做个朋友吧！”

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先后与史迪威、赫尔利、马歇尔打过交道，史迪威被他挤兑回国，赫尔利倒是得心应手，可让中共极不满意，很快也奉召回国。马歇尔是史迪威的上级和好友，蒋介石一直对他心存疑虑。他在日记中多处记述马歇尔的调停，却很少赞扬的语气，说马歇尔实行的是“妥协绥靖政策”，“必至根本失败而后已”。

中原解放区陷于重围之中，7月中旬，国民党军又集中50万人，向华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对国内反战和民主的呼声实行法西斯的恐怖手段，先后在昆明暗杀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周恩来悲愤至极，立即去见马歇尔，愤怒地说：“不知你听到昆明的消息没有？现在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但却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是无耻、法西斯的作风，令人愤慨。我得到消息后，愤慨得无话可说。国民党用这样的方法，还有什么谈判、民主可言？”

马歇尔听着，脸色凝重了。7月18日，马歇尔专为此事上了庐山，要求在此避暑的蒋介石对此做出合理解释。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10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年近七旬的老人，竟然八上庐山，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奔走。

蒋介石毫无和平诚意，对马歇尔不过是口是心非，应付应付。这下可苦了马歇尔，一个誉满全球的美国五星上将，上山下山，奔走呼吁，被调停工作折腾得形容憔悴，却无果而终。老人心碎了，他对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我真想退出军调处，回到家乡享受清新的空气，这里的硝烟太浓，我受不了。”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贯自相矛盾。周恩来充分理解马歇尔所担当的尴尬角色，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有意将马歇尔与史迪威、赫尔利作了比较。他说：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华。因蒋介石反对，“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在谈到马歇尔时，周恩来称赞道：“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问题起来以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与马歇尔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此时，国民党已铁定要挑起全面内战，三人委员会已是一个摆设，整整三个月都没开过一次会。周恩来认为，时下最紧迫的是重启三人委员会，他向马歇尔建议召开三人委员会会议，讨论停战问题。当马歇尔向蒋介石反映周恩来的建议时，却遭到拒绝。于是，周恩来断然退出谈判，于9月16日离开南京来到上海。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急了，他们致函周恩来，一再催促他速回南京。在当时的情形下，国民党毫无停战的意向，周恩来就是回南京，也不会重开三人委员会会议。周恩来致函马歇尔：“我并非不欲回南京与阁下等共商停战之确切办法者，唯因政府当局不仅无停战表示，且变本加厉积极进攻张家口、哈尔滨、安东与苏北各地，若再冒昧商谈，徒骗人民，而为政府放手大打之烟幕，于真正和平决无补益。故宁留上海以待三人会议之召开。”

马歇尔收到信后，认为国共双方的焦点在张家口，于是多次找蒋介石，希望停止进攻张家口。这次，蒋介石倒给了马歇尔面子，回复对张家口的军事进攻停止十天，条件是，中共应按照他圈立的名额和要求，参加国民党所召开的所谓“国大”，中共的18个师，必须在限期内进入他所规定的区域。显然，这又是一个大的阴谋，耿直的马歇尔当然难以洞察其奸，反倒高兴起来，立即给周恩来送去备忘录，请速回南京。不多日，他又专程来到上海，再次劝说周恩来速回南京。周恩来考虑到马歇尔的诚意，应允即去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