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全件”指包括先念同志选送的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同志也都圈阅同意。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拆了重印、重装。现在的众多资料显示，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正是执行了中央军委的电令，在率军渡过黄河之后，在祁连山与大漠之间的数千公里的狭长地带，遭到以回民为主体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骑兵部队的围剿，几乎全军覆灭，成为红军战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作为一位政治家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人生最大的悲叹莫过于最后没有归队，没有在抗日战场发挥作用。

西路军兵败后剩下不多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陈昌浩、徐向前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1937年6月的一天，陈昌洁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其实，就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看，即便是陈昌浩也与徐向前一起到达延安，中央也得找一个西路军兵败的替罪羊。陈昌浩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就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多次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但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是党中央没有收到陈昌浩的信，还是历史和党中央遗弃了他？没人能说得清楚。

期间，蔡畅曾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可见陈昌浩回国的愿望一直没死，他反复多次给党中央写信，带口信，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回国参加工作，可以看出那个年代，一位曾经的红军高级将领报国的决心还是高于一切的。

1951年，离开祖国十余年的陈昌浩才得以回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部属，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