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全国舆论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分裂对峙的状态，宁粤双方虽然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但又各执一端：粤方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和解的先决条件，企图借此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掌握国民党中央大权；而蒋介石则想借和议之名把胡汉民、汪精卫等粤方大老拉过来，取消广州国民政府，使全国重新统一到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之下。由于双方各有所图，和谈陷入僵局。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身处前敌第一线的张学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宁粤和谈十分关切。信中的罗总长即罗文干（1888—1941），广东番禺人，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司法总长等职务。北洋政府覆灭以后，罗文干于1928年底开始担任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高等顾问。宁粤和谈开始后，张学良即派罗文干南下广州，了解情况，并敦促他们和平解决争端。张学良原本还想派何柱国（广西人，与两广的高级将领有同乡、同学之谊）南下促成和谈，但张学良从由广州返回北平的罗文干口中了解到“和议进行甚顺”的情况后，又考虑到何柱国身负重大军事责任，不便在此时离开部队，便改变了要何柱国南下的主意。10月6日，张学良派罗文干和刘哲乘坐他的专机前往南京、上海参与和议。

在宁粤和谈期间，粤方曾发电报给张学良，要他“促蒋介石下野”。不久，粤方的唐绍仪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另组新政府。

张学良认为，在空前的国难面前，反蒋派的政客们不恤国难，徒争个人的“小利禄”，他对此非常气愤，故而在信中说：“弟十分痛心者，真有不是人类者，确愿作李完用第二，只求目前一点小利禄，言之不觉泪下。夫人必自恶，而后人恶之；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可叹！我生此时，亲眼看见卖国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辈肉而方快……敌国尚有可和之议，卖国奴非杀不可……今日忽接唐少川电，又唱高调（蒋下野，另组新政府），可叹！到这步天地，大家（大老）还不牺牲一切，一致对外，真伤【丧】心病狂，不怪人民之不爱戴，敌人之看不起也。”

张学良当时对蒋介石十分迷信，1931年7月30日，他还应蒋介石的要求发表通电，攻击粤方反蒋派“丧心逆理”，表示他自己坚决服从蒋的命令，时刻准备“彻底讨伐”粤方反蒋派云云。由此可知，张学良信中所骂的对象显然是粤方的反蒋派政客官僚。

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无疑是十分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之所以如此，据笔者多年的研究，主要是对日寇的侵略野心估计不足，以为日寇还是像以前一样，只是虚张声势，制造事端，勒索利益。他根本没有想到日寇的侵略胃口是如此之大，要一口吃掉东北三省。由于对日寇侵略野心估计不足，张学良在事变前后一再命令部下对日寇的挑衅绝对不得抵抗，希望以此避免事态扩大。张学良在事变后承认：“不抵抗主义实乃误会。此次时间除我想不到外，即各位亦恐想不到。事前为防止日人挑衅，故令取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虽然出身于旧军阀营垒，但他本质上却是一个难得的纯洁的爱国军人，自称“爱国狂”。张学良执行不抵抗主义，被国人讥讽为“不抵抗将军”，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张学良从此背上了沉重的黑锅，内心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曾沉痛地对部下说：“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

在日寇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后，张学良一直盼望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他抵抗日本侵略，收回东北三省，但蒋介石顽固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 动国策。在等待了数年以后，爱国心切、忍无可忍的张学良不得不联合杨虎城将军一道，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非常手段迫使蒋介石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反 动国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摘自《百年潮》 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