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2岁的傅雷在书房外小花园

傅雷在自己设计的字典架上查阅资料

    因拒绝使用笔名出版译作，在“右派”期间，傅雷没有一部译作出版，靠“预支稿费”，艰难维持一家生计。

    一九六一年九月底，傅雷摘去戴了三年零五个月的“右派”帽子，经过多年历练，他没有任何宽慰和欣喜，只是淡淡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依然深居简出，潜心译书。由于长期伏案，多种疾病缠身，翻译工作进度奇缓，直至一九六四年八月，才译毕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傅雷眼疾稍好，勉强开始工作，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小说《猫儿打球号》，这是傅雷翻译的最后一部书稿。

1961年秋傅雷在书房

《幻灭》定稿

    “右派”的帽子虽然已经摘掉，心灵上的创伤时时相伴，直到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在中国大地上肆虐。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深夜十一点，傅雷夫妇突遭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抄家，夫妇俩俱受批斗，折磨达三天四夜。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于九月二日深夜，夫妇联名写下遗书，交待后事，坦坦荡荡地走上了不归路。

    历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责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服尔德、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老话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 ——傅雷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