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似不羡银鱼，头白犹贪湖上居”，沈文倬热爱西湖，时常坐在湖畔沉思默想。

　　2008年初春，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笔者来到上海香花桥路的一处普通住所，探望

　　他皓首穷经、毕生致力于一门“绝学”：自清代以降乏人问津的以《仪礼》为核心的礼学，甘愿做中华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守望者；他惜墨如金，论文和书稿都尽量练达精简，一部40万字的大作要浓缩到16万字才予发表；他从不申请经费，不参与评奖，甚至很少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身为经学专家的沈文倬，现任浙江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精通礼学、经学，熟悉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史学、文献学、训诂学；虽满腹经纶，德高望重，却颇有遗世独立、淡泊宁静的古君子之风。

　　笔者父亲与沈老是邻居，仅一墙之隔，沈老的弟子吴土法博士与笔者又是20多年的朋友，平时耳濡目染，点点滴滴，自以为对老先生略知一二，但想为他写点东西时，却又笔头生涩，才知道平时的“了解”实在是太肤浅了。老先生平生低调，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根本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引用。老邻居的形象又变得朦胧起来，这也许应了那句“神龙现首不现尾”的古语了。我们只好向吴土法博士与沈葹教授一遍一遍地了解，老先生的形象才慢慢凸显出来。

　　求学：不避艰深情系“三礼”

　　沈文倬研究的是礼学。何谓“礼”？有人仅将其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文明行为规范。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礼，堪称华夏文化的源头，无所不包。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是“礼”的政治；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礼”的历史。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就是“礼”！有人想将中国的礼介绍到西方去，令所有译者苦恼的是，在西方的语言中竟找不到与“礼”对应的词义，有人将其译为etiqutte（礼节）；有人译为ceremony（礼仪）；有人译为ritesandreg-ulations（典礼，习俗、规则）。这些都只译出了“礼”的部分含义，而未能全面准确地抓住“礼”的真谛。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礼”是中国独特的文化。

　　由于年代久远，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使礼学的发展轨迹越来越模糊，再加历史上数次冲击，礼学像一个被打破的瓷器，其碎片散落在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厚土中。礼学的经典著作因缺乏整体性，已成了一道玄机重重的关卡，既挡住了学者们探索的脚步，也让古代礼制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终成断层。沈先生研究的，正是经典的“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其中《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但该书之难，连古人都不敢轻易尝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讹殊甚……盖由《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于如是也。”可以说，礼经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绝学”。当然，过去所有大学里都不可能设置礼经专业和相应课程。

　　问及在上世纪30年代西学已成主流的时代背景下，为何还要走这条艰深的礼学之路呢？老先生笑笑，半晌才道：“如果称为绝学的话，难道就让它真的绝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不能绝，也绝不了！”

　　沈文倬，字凤笙，1917年生，江苏吴江人，原本家中让他去钱庄学经商，但他对经商毫无兴趣，不及半年，就逃回家要求读书。沈文倬先后师从沈昌直、金天翮、姚廷杰三先生受文史之学，最后从前清翰林院编修、湖北存古学堂经学总教、吴县曹元弼先生专攻“三礼”之学。曹元弼被誉为清代最后的杰出经学家，十三经的经文、注文烂熟于胸，沈文倬仰慕其学问高深，成了他的关门弟子。不久，日寇入侵，为避战火，也为了沈文倬便于求学，沈家迁居苏州宝林寺前，与曹翰林家毗邻，恰如汉末郑玄筑精舍于马融宅外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