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百家讲坛》的学者走入大众的视野——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关门弟子钱文忠。这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梵文佛学的学者，在2007年刮起一阵“玄奘风”。在北京的《玄奘西行记》首发签售现场，长长的读者队伍从五楼蜿蜒排到楼下又绕了大半个圈，场面蔚为壮观。和钱文忠提起这档子事的时候，他十分得意的则是:“那天我签了6个小时，手不抖字不乱，笔迹一点不走样。”

《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作为中国仅有的几位梵文巴利文学者之一，钱文忠的著作并不通俗，他的研究方向印度学、佛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史都算“冷门学问”，他却独乐其中。他在复旦大学每年开设梵文巴利文课，“以待来者”，愣是将冷门至极的课程讲得人满为患。游走在学院与社会之间的他还有个“教授玩家”的美名，他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司机，用左手挣钱去保证右手能做学问，做一个不去评职称、没有申请过任何科研经费和课题的教授。而对于人们津津乐道的无锡钱家后人身份，他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实没有任何特别，我和他们(指钱穆、钱钟书等)的关系和大家一样，完全不会多什么，我是见过钱钟书，但也不是因为家族的原因。”

《玄奘西行记》注定是他最畅销的作品，因为这是首先在百家讲坛讲出来的。一代高僧曲折的身世、历经十七寒暑西行取经的经过，以及与印度交流学术、求法辩经的历程被他讲得妙趣横生，中间还穿插着大唐印度的社会经济文化概况。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历史典籍入手，他还原了一个和《西游记》与《大话西游》完全不一样的玄奘:机智善辩而又执著不二。

历史玄奘和演绎两回事

“如果学术是象牙塔的话，那么我的专业研究梵文巴利文，可谓是在象牙塔最小的一个房间里，《玄奘西行记》是我从象牙塔小房间里走出来，面向大众的做普及工作一个尝试。”钱文忠说，《西游记》是四大名著相对来说被研究最少的一部，对玄奘这位佛教史上重要人物的研究也并不多，“所以我最初的想法是用现代的语言，尽量完整地向普通读者讲述‘玄奘传’。”

钱文忠一再强调自己并没有讲《西游记》，对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他再讲就没什么意思了。他说要尊重观众，要相信观众的智商，不要以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历史上的玄奘，和《西游记》里的唐僧完全两回事。我讲的是历史，里面没有任何加进去的东西。历史有两种讲法，一种是加法，就是往里加东西，这个风险很大的；一种是减法，历史本身就很精彩了，你只要把里面主要的、精彩的部分讲出来就好了，我做的是减法。我讲的都不会没有史料依据的，每句话都是有来历的。”钱文忠时时流露出的笃定自信背后，是多年潜心研究的厚重积淀，专研梵学佛学、讲课生动有趣的钱文忠确是讲玄奘西游的不二人选。

钱文忠承认《玄奘西游记》有给玄奘翻案的意思，因为真实的玄奘坚忍不拔、崇尚真理，把精神放在第一位。“现在我们崇尚实用主义，我们会为了很现实的东西去拼命，但不会为了‘没用’的东西。对于玄奘来说，佛法就是真理，他当初没有抱着一个想法说去了回来就能当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什么的，而且他回来之后佛教界刚开始对他也没有关注。”钱文忠认为当下的玄奘热，热的是玄奘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是时代精神，任何时代都需要探索的勇气，走出去探索未知的世界，追求真理，改革开放的现在尤其需要。而玄奘提供了人们精神寄托的一个来源。

季羡林和玄奘有点像

作为季羡林的关门弟子，从17岁和季老通信探讨梵文，到1984年季老在北大开的梵文巴利文班中唯一至今坚持此专业的学生，季羡林和钱文忠有“祖孙般的感情”，而对钱文忠来说，“追随恩师，注定是我一生最珍贵的片段。”

如今，年届百岁的季羡林在病榻上仍坚持写作。钱文忠这样评价恩师: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很怪的人。伟大的人一般都是很怪的人，你看玄奘在他那个时代就是个怪人。